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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華教授付林科研經費案追蹤

    付林是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曾任能源所所長,也是北京市科委《利用電廠循環水余熱的供熱技術研究與應用示范》課題的總負責人,2016年3月17日因涉嫌貪污罪被北京市海淀區檢察院刑事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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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經濟周刊》 記者 胡巍 | 北京報道

    責編:陳惟杉

    (本文刊發于《中國經濟周刊》2018年第3期)

    “前段時間鬧氣荒,不少企業停氣,限氣保民用,仍捉襟見肘,近日又聽說液化天然氣暴漲到1.2萬元一噸。忽然想到2014年和付林出差,在往返太原的高鐵上,由他執筆編寫的基于余熱利用及長輸技術、京津冀供熱大聯網的方案建議,經中國工程院呈報國家,頗具前瞻。”北京清華同衡規劃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原北京清華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下稱“規劃院”)下屬能源規劃設計研究所(下稱“能源所”)主任工程師張世鋼回憶說。

    付林是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曾任能源所所長,也是北京市科委《利用電廠循環水余熱的供熱技術研究與應用示范》課題的總負責人,2016年3月17日因涉嫌貪污罪被北京市海淀區檢察院刑事拘留。2017年5月19日,海淀區檢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訴,指控付林涉嫌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

    付林科研成果轉化往事

    技術構想階段,尋找合作企業難

    張世鋼提到的方案,于2014年6月出現在一份題為《關于全面推廣工業廢(余)熱采暖,大幅緩解北方地區冬季霧霾問題的建議》(下稱《建議》)的《中國工程院院士建議》中,建議人包括江億、杜祥琬等8位院士和付林等3位科研人員?!督ㄗh》提到,“如何大幅度降低采暖供熱的大氣污染排放,是解決北方地區霧霾問題的關鍵之一……目前解決供熱污染問題的主要途徑是‘煤改氣’,但因冬季氣源普遍短缺和價格昂貴,使得天然氣供熱很難推廣,并且天然氣同樣大量排放氮氧化物形成PM2.5”。

    通常,在非熱電聯產的發電廠,燃煤產生的熱量只有40%轉化為電,60%經冷卻后直接排放到大氣中?!督ㄗh》提到,“基于吸收式換熱的集中供熱技術”為工業廢熱向城市供熱創造了條件。“對于京津冀這一北方污染較為嚴重的地區,可以考慮供熱大聯網,將這一地區的大部分電廠廢熱以及距離城市較近的工業廢熱利用起來……實現全部縣城以上的城市和部分大熱網周邊鄉鎮乃至農村的清潔供熱。”

    記者在采訪中,多位被訪者,同時也是該技術的應用相關者都表示,這項技術,從研發到應用于市場,都離不開一個關鍵人物——付林。2015 年的巴黎氣候大會上播放了一段短片,付林的“全熱回收的天然氣高效清潔供熱技術”代表中國展示了環??萍嫉男鲁删?。

    多位接近付林的受訪者介紹,付林的技術構想始于2005年前后。

    2007年,付林聯合多家單位申請到北京市科技計劃項目“電廠余熱再利用研究與示范”,后又申請到“十一五”國家科技支撐計劃項目“電廠循環水余熱資源利用技術及裝備研究與示范”,基本解決了科研縱向經費。

    “即使課題經費得到批準,科研也從來不是必定會成功。”課題組的重要成員張世鋼說。隨著研究的深入,一些構想被證實出了問題,新構想又被不斷提出,付林團隊面臨一個挑戰:科研思路調整后,試驗設備將要用到吸收式換熱器和吸收式熱泵,預算提高到600多萬元,而此前用于設備的經費只有91萬元。

    張世鋼介紹:“很多科研需要企業的橫向經費支持,一些試驗也不是在學校的實驗室里能完成。以我們這項課題為例,試驗設備體積龐大,需要跟工廠設備結合。”更何況付林需要的吸收式換熱器,“這種設備在市場上根本就不存在”。

    付林希望通過與企業合作,由他的團隊提供理論支持和設計方案,由企業投入資金、人力和最終生產。合作企業將與付林團隊分享科研成果,投入市場后分享經濟效益。付林的妻子曲燕介紹,付林為此找了多家企業協商,但最終無果。值得一提的是,這其中有一家叫雙良的企業,日后還會與他發生交集。

    諸多企業的拒絕有其自己的邏輯:設備能否生產出來沒有把握,而且企業為什么要投入資金和人力?一項尚未研發出來的技術,市場潛力如何判斷?在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朱穎心看來,中國市場環境的某些方面有時很難助力科研,“所有企業都想直接去摘得那個果實,但愿意在前期就一起承擔科研風險的卻不多”。

    最終還是付林曾經的老師江億院士幫了他。在其牽線下,一家合資企業同方川崎答應為付林團隊加工設備,但資金、技術需要付林團隊自行解決。江億又找到內蒙古赤峰市的富龍熱力有限公司(下稱富龍熱力),他們表示愿意贊助科研項目,并提供試驗場所和相關配套。

    富龍熱力隸屬富龍集團,當時擔任董事長的景樹森是業內資深人士,集團下屬的另一家企業富龍熱電廠,是赤峰市集中供熱的兩大熱源廠之一。據此前媒體報道,景樹森當時認為,供暖行業急需一場革命。2008年5月富龍集團決定贊助試驗研發,并支付800余萬元,其中380萬元用于支持試驗設備的研發制造。據張世鋼透露,實際贊助達到千萬元級別。

    380萬元是贊助還是購買設備的款項?

    在承擔課題任務時,付林共有三個身份。

    首先,付林是清華大學教師。清華大學是北京市科委《利用電廠循環水余熱的供熱技術研究與應用示范》課題的牽頭單位,并代管經費,付林是該項課題的總負責人。付林作為清華大學教師,在學校有一個科研賬戶,用于接收國家或地方財政撥付的縱向科研經費。

    其次,付林時任規劃院下屬能源所所長。規劃院是清華大學校辦企業,清華大學建筑學院的教師可在此公司名下設立研究所或工作室。當時,付林的科研團隊除他本人有清華大學的編制,其余成員均從社會招聘而來,能源所可以解決部分科研人員的安置問題。能源所自負盈虧,所有營業收入統一劃入規劃院賬戶,并由規劃院收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費后由能源所自由支配,主要用于人員工資。

    再次,付林是北京環能瑞通科技發展有限公司(下稱“環能瑞通”)的實際控制人,該公司是2006年付林以其岳父岳母名義注冊的企業。如前文曲燕所介紹,付林剛開始其項目構想時,并無企業與之合作,而能源所也不具備設計和制造設備的資質,因此只好自己成立公司。張世鋼還介紹,能源所主要安置從事城市能源規劃研究的人員,但不能聘用從事設備生產、調試、銷售等工種的員工,所以環能瑞通也要解決團隊中部分成員的安置問題。

    承擔北京市科委課題的單位中包括上述3家單位,其實際負責人均為付林。

    前文提到,富龍集團贊助付林團隊380萬元用于試驗設備的研發制造。景樹森此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這筆原本是科研贊助的經費,為了走賬方便,富龍集團以“購買設備”的名義支付給環能瑞通。

    如此,當5臺付林團隊用于在赤峰進行試驗的設備運抵當地時,名義上設備所有權歸屬富龍集團。

    同方川崎為付林團隊代加工試驗設備。委托同方川崎進行設備加工的單位實際是環能瑞通,雙方簽訂了合同;進行試驗測試的單位是清華大學,也是租用同方川崎的試驗臺,雙方也簽訂了合同;兩項費用合計超過500萬元。這兩筆款項理應分開支付給同方川崎:頭一筆由經費代管單位清華大學撥付給環能瑞通,再由環能瑞通支付同方川崎;第二筆由清華大學直接支付。由于付林是兩家課題單位的實際負責人,支付第一筆費用時他便省去了中間環節,兩筆費用均由清華大學直接給了同方川崎(實際支付327萬元)。

    北京市海淀區檢察院對付林的起訴書顯示,付林將由清華大學使用北京市財政科研撥款327萬元委托加工的7臺課題試驗樣機中的5臺,以其個人控制的環能瑞通名義,出售給富龍方面,使環能瑞通獲利380萬元,案發前向清華大學退還105萬余元人民幣,造成科研經費損失220余萬元。并由此認為付林涉嫌貪污罪。

    在付林一方看來,起訴書中表達的邏輯是:支付記錄表明設備歸清華大學所有,而環能瑞通又將不屬于自己的設備賣給了富龍方面。付林的博士生導師江億還打比方,付林應該把錢給付林,再支付給同方川崎,但付林把錢直接付給同方川崎,這種省事的操作為日后留下了禍根。

    景樹森此前接受其他媒體采訪時表示,這380萬元確是贊助,并非購買設備。張世鋼等人也表示,設備實際使用者一直是付林團隊,且該設備對于富龍方面的生產沒有用處,課題試驗完成后,留在赤峰的設備便荒廢了。付林的辯護律師周澤也表示,他曾親赴赤峰調查,所見與張世鋼等人所言相符。

    后來,由于付林在清華大學科研賬戶上的資金不多,環能瑞通向清華大學賬戶打入105萬元。張世鋼等人均認為,由于付林身兼3家單位的實際負責人角色,掌握著3個科研經費賬戶,在發生資金往來時,的確產生了一些名義上的混亂,但每一筆錢都有支付記錄和相關票據,可以證明所有花銷全部用于科研,沒有造成任何資金流失,不存在科研經費損失。

    付林與山西雙良的合同中是否寫明費用?

    海淀區檢察院對付林的第二項指控為挪用公款罪,起訴書顯示:付林于2011年至2014年間,利用擔任研究院能源所所長的職務便利,在能源所與山西雙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有限公司(現更名為山西雙良再生能源產業集團有限公司,下稱“山西雙良”)簽訂、履行建設工程設計合同過程中,指令山西雙良將應付能源所的600萬元支付到北京華清泰盟科技發展有限公司(下稱“華清泰盟”),其中437萬元被華清泰盟用于經營,案發前已全部歸還。

    華清泰盟于2010年8月注冊成立,法人代表是曲燕,實際是環能瑞通的承接單位,此后環能瑞通不再實際經營。曲燕說,環能瑞通在運營管理上不太規范,出現過一些勞務、業務方面的糾紛。張世鋼介紹,在環能瑞通時期,付林團隊主要從事科研,環能瑞通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安置課題組的工作人員,幾乎沒有管理可言,最初由付林一個朋友代管,后來由一位員工管理,公章等都在這位員工手里。

    2009年,付林團隊在赤峰的試驗工程取得成功,在熱電聯產行業有一定反響。2010年7月,課題的另一個示范工程在山西大同啟動。張世鋼介紹,這是團隊第一次承接大型工程,合同資金上億元,為了在參與建設中有一個整潔的平臺,付林等人決定新注冊華清泰盟來替代環能瑞通。

    2010年12月,大同的示范工程竣工投產。張世鋼說,科研工作取得重大成果,至此,科研成果轉化的工作才被團隊正式提上日程。

    與付林最初苦苦尋求企業協助不同,此時不斷有企業找上門來談合作,其中包括山西雙良。

    山西雙良的母公司雙良集團有限公司(下稱“雙良集團”)位于江蘇省江陰市,企業官網介紹稱,其為以節能環保為核心,集多產業于一體的綜合性企業集團。張世鋼介紹,山西雙良當時的業務主要是運營,設備生產的業務是雙良集團在做。

    付林團隊的重要成員、現任能源所所長邊兵回憶說,山西雙良的相關負責人陳喜報后來找到付林團隊,表示其業務遍布整個山西,手頭就有至少8個熱電廠的余熱改造權,付林對此表現出很大興趣。2011年3月,山西雙良與能源所就合作簽訂了9份合同。其中8份是《建設工程可研合同》,合同規定,將對熱電廠一端采用相關技術增加余熱回收系統;另一份是《建設工程設計合同》,合同規定,將對集中供熱網一端進行建設改造的可行性研究和設計。

    據邊兵和張世鋼介紹,簽訂這些合同時,可行性研究尚未完成,而這部分經費是依據工程總投資額確定的,此時不知工程總投資是多少,因此無法確定相關費用,按照行業慣例,合同中關于款項的支付方法及支付金額均為空白。邊兵還說,目前在能源所手里的合同,這些地方也仍然是空白。

    2011年4月,項目的部分可行性研究工作完成,山西雙良方面作為甲方,與作為乙方的能源所、華清泰盟簽訂了《付款補充協議》。與此同時,能源所、華清泰盟與山西雙良也在就工程技術總包合同進行商討?!陡犊钛a充協議》規定,雖然技術總包合同尚未簽訂,但為保證可行性研究等工作順利進行,甲方向乙方支付技術總包合同中的可研和設計費用首期預付款600萬元,而這600萬元將由山西雙良支付給華清泰盟。

    據曲燕等人說,日后雙良方面舉報,稱付林要求山西雙良將本應支付給能源所的600萬元,支付給了曲燕名下的華清泰盟。根據起訴書,付林挪用公款的依據是,他在履行建設工程設計合同過程中,指令山西雙良將應付能源所的600萬元支付給華清泰盟。按邊兵的說法,《建設工程設計合同》當中并未規定支付金額,能源所手頭的合同相應處為空白。

    辯護律師周澤說,他翻閱案卷時發現,由山西雙良方面出示的合同上,空白處卻有手寫的“600萬元”字樣,但沒有經過雙方蓋章確認,兩份合同內容是有出入的。

    曲燕、張世鋼、邊兵等人均表示,山西雙良支付給華清泰盟的600萬元,不是依據《建設工程設計合同》,而是履行后來的《付款補充協議》,用于支付可研和設計費用的首期預付款,協議規定的接收單位就是華清泰盟。

    付林在看守所中發出的書信寫道:“600萬元支付給華清泰盟是三方共同商議的結果,該款項是雙良委托能源所、華清泰盟的技術總包中的首付款。‘600萬元’在能源所與雙良簽訂的設計合同中從來就沒有出現過,是雙良偽造了合同!”

    付林與雙良的交往舊事

    付林為何說雙良偽造了合同?有何依據?如果合同確屬偽造,雙良又為何要這么做?付林與雙良方面有什么過節嗎?

    邊兵說,當初山西雙良來找付林團隊談合作時,除付林外,整個團隊都表示反對。據他介紹,在山西的合作項目中,主設備部分差不多占了總投資額的一半,山西雙良答應這部分由華清泰盟來做,“但整個團隊都不認為雙良方面會把這項業務讓給華清泰盟,即使山西雙良沒有設備制造的能力,但雙良集團的一項主要業務就是生產吸收式制冷設備,之前雙良集團高層曾多次來找我們商談,希望我們能在技術上支持他們生產這種吸收式制熱設備。”

    張世鋼補充說:“我們當時已經知道雙良集團也在參考我們的設備和已經公開的專利技術,組織研制這種設備,并也在申報專利。當時山西雙良表示,由于華清泰盟的產品研發能力強并且已經有了業績和專利,而雙良集團生產的設備能否達到質量要求沒有保障,所以他們要委托華清泰盟生產主設備,但除了付林相信這一說法,我們誰都不信,后來達成合作也是付林主導的。”

    邊兵介紹,付林團隊與山西雙良達成合作后,情況很快發生變化,2011年5月,“山西雙良說,按照雙良總公司要求,設備必須由雙良方面生產,由華清泰盟提供設備參數和技術”。邊兵說,“雙良方面曾與付林談合作的相關負責人,甚至對付林流露出愧疚”,但此時一些項目已通過可研評審。這個變化讓付林很惱火,協商無果后,付林團隊與山西雙良合作全面停止。

    付林方面介紹,因合作不再繼續,華清泰盟收到 600 萬元后,向共同參與可研工作的3家委托設計院支付了161萬元合同款,除去繳納的稅費約35萬元,于2012年9月起將剩下的400余萬元分批打到能源所賬戶。

    與山西雙良的合作雖然停止,付林團隊的技術仍在推廣應用中。

    曲燕說,由于新技術打破了行業原有的利益格局,蘊藏著極大的經濟利益,一直以來就遭人嫉妒甚至威脅,“就像一些人說的,付林就是個抱著金娃娃的小孩”。

    2011年9月,華清泰盟與北京能源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下屬北京源深節能技術有限責任公司(下稱“北京源深”)合資成立了北京華源泰盟節能設備有限公司(下稱“華源泰盟”),由北京源深控股。曲燕說:“商務和管理實際上是交給了他們。”

    2014年6月,北京源深將所持華源泰盟股份掛牌出售。曲燕說,由于此前在公司管理方面出了不少岔子,付林疲于商業上的應付,所以也準備把股份賣掉,不再涉足。她說,此時雙良集團的人又出現了,要求他們把公司賣給雙良。

    2017年8月,付林在看守所中發出的書信中寫道:“2014年以來,江蘇雙良公司副總裁×××和雙良駐京負責人××多次找到我,當面威脅我,要求我唯一與雙良合作,否則讓我入獄10年以上。”

    雙良集團最終未能競得華源泰盟股份。

    付林案發生后,曲燕在對外發布的一份文字材料中稱:“2014年7月,雙良公司以2011年能源所和華清泰盟與其山西子公司企業間技術總包首付款600萬元涉嫌犯罪為由,在江蘇省江陰市公安局報案……江陰市公安局受理此案后,派出兩名警察前往清華大學調查取證……沒有發現任何犯罪事實和證據,此事不了了之。2015年,雙良公司又以此項目為由再次向清華大學紀委舉報付林侵吞公款。清華大學紀委向清華規劃院了解此事,規劃院向紀委全面做了情況匯報和說明,認為該項目事實清楚,其操作符合規劃院工作流程,未損害規劃院任何利益。”

    付林的辯護律師周澤在翻閱案卷材料后,認為江陰市公安局的調查有些蹊蹺,“如果那次是調查山西雙良可能存在的經濟問題,那管轄權應在山西方面的公安,為什么是雙良集團所在地的江蘇警方前來調查?”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致電規劃院院長袁昕,他證實了規劃院和付林都曾配合過相關方面的調查,但此前未曾發現付林存在經濟問題,而江陰公安局也未曾向規劃院反饋過調查結果。袁昕表示,如果僅從經濟角度考慮,能源所的經營狀況良好,非但沒給規劃院造成損失,還有利于提高經濟效益。

    關于付林與雙良方面接觸的整個經過,《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分別致電雙良集團副總裁馬福林,以及山西雙良曾與付林有過較多接觸的陳喜報。馬福林表示,就雙方的接觸經歷,付林方面曾通過自媒體和新聞媒體進行過大量描述,但其中多有不實之處,且“一些媒體報道帶有目的性”。“在法院判決結果出來以前,雙良方面不會發表觀點,在判決結果出來后,雙良將主動與媒體聯系,還原事實真相。”陳喜報則接通電話后一聽記者身份就直接掛斷了記者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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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絡編輯:賈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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