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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治亂的“道”與“術”

    清理整頓金融亂象能得到怎樣的成果,不僅取決于監管部門的努力程度和方式方法,還取決于一些相關部門,如國企管理部門、地方政府等的配合程度和工作的系統性,僅靠金融監管部門唱“單出頭”恐難達到預期目的,只有“大合唱”才有希望使中國金融業浴火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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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浣非

    責編:陳惟杉

    (本文刊發于《中國經濟周刊》2018年第26期)

    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近日在陸家嘴論壇上提到,“目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正處于膠著狀態”。筆者認為,其中一個重要方面是眼下正在進行的金融亂象清理整頓,既關系到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又關系到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進行。清理整頓金融亂象能得到怎樣的成果,不僅取決于監管部門的努力程度和方式方法,還取決于一些相關部門,如國企管理部門、地方政府等的配合程度和工作的系統性,僅靠金融監管部門唱“單出頭”恐難達到預期目的,只有“大合唱”才有希望使中國金融業浴火重生。

    清理整頓金融亂象得看清癥結和根源

    現在對中國金融業整體狀況做出判斷,恐怕很難得出健康的結論,否則就不會有當下緊鑼密鼓對金融行業進行的清理整頓。

    中國金融業的整體素質可以用一個字概括:虛。具體表現為市場化程度低、服務水平低、自我約束能力低、功能效率低。

    治病講究對癥下藥,對金融業出現的各種問題,不僅要看表象,更要看癥結和根源,不然不僅會徒勞無功,反而會使問題加重。僅為消滅某種金融現象而采取的監管行動,最后一定會帶來另外一些問題的產生。

    金融空轉、脫實向虛、發展失序,這是目前正在進行的金融整頓的發力重點。然而,要徹底解決問題,首先就要弄清這是問題的表象還是根源。如果不是中國經濟發展失衡,不是一定程度上存在貨幣超發、實體經濟過弱的狀況,不是資金的使用效率趨減以及信貸市場二元結構難以改變,不是存在監管不作為的情況,前一段時間發生的金融亂象是否會出現?

    2008年中國的GDP為319515億元,2017年為827122億元,增長了約1.59倍;2008年,中國的M2總量只有約47.5萬億元,而截至2018年5月M2總量已經超過174萬億元,增加了近3倍。中國人民銀行原副行長吳曉靈10年前就曾直言:“過去30年,我們是以超量的貨幣供給推動了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現在每增加1元GDP,大致需要6.9元投資。這一數據不僅遠高于發達國家水平,也大大高于我國10年前的水平。2008—2017年中國的投資邊際效率是5.61:1,1998—2007年是4:1,最低時是2.83:1。

    在貨幣泛濫但投放效率遞減的背景下,越來越多積聚于手中的貨幣在傳統業務領域無疑找不到出路,而前些年恰好是金融創新被喊得震天價響的時期,也是監管邊界模糊、監管力度過弱的時期,這就為金融資源在金融體系內“撒歡”創造了前所未有的貨幣環境和監管環境。系統性風險一定是宏觀經濟政策出了問題才會釀成,事實上某一家金融機構也沒能力造成系統性金融風險。

    同理,中國經濟活動的杠桿是從哪里來的?很大程度上是貨幣超發的后果。從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上講,經濟要增長,就要擴大再生產,在技術水平即定的情況下,就必須加杠桿,否則搞簡單再生產就好了。

    金融業是在風險與收益間尋找平衡的行業,如果實體經濟能滿足其資源配置需要,金融業自己就會“撲上去”,而實體經濟不強,硬要對其投放金融資源,實體經濟只會更虛,最后落得“兩敗俱傷”。而從產業體系培育的角度說,此前一個時期還有誰愿意在實體經濟上嘔心瀝血嗎?

    金融業是一個具有擇優汰劣功能的部門,其表現有時是經濟活動的“果”,有時又會是經濟活動的“因”。所以對出現在金融部門的各類問題,一定要辯證地看待,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很難獲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就當前清理整頓金融亂象以及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說,不僅需要其他部門與金融監管部門通力合作,金融監管部門在關注“術”,即技術層面的操作方法的同時,也要秉持一些“道”,即規律、理念、信念。

    金融清理整頓不可希望畢其功于一役

    就中國金融業的未來而言,有這么幾個“道”是一定要明確堅持的:

    一是開放之道,這不僅是提升中國金融業服務能力的必須選擇,也是中國金融業融入世界金融市場的必然選擇。二是創新之道,對任何行業而言,無創新便無生命力,無創新便不能創造新供給,創新是保持行業生機和活力的源泉。三是市場化之道,強調市場化不是要放棄監管,而是要讓市場真正在配置資源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這對最具效率特點的金融資源配置尤有特別意義。任何金融監管的重點都只能放在防范金融機構的風險上,不可對市場化配置資源做出限制。四是共享之道,金融業是通過服務功能獲得他方貨幣資源再配置獲利的經營行為,其服務水平與獲利水平必須大體平衡,否則要么會被他方拋棄,要么被新的市場進入者替代。無論從哪一個角度講,一個行業可以獲得整個社會經濟活動一半以上利潤的日子都是難以為繼的。

    而就當前金融清理整頓而言,由于問題不是一天產生的,也不完全源于金融業本身,因此不能希望畢其功于一役。因此,防范化解金融風險,首先要講究因“境”制宜、步步為營、對癥下藥,這既是道,也是術。

    貨幣超發、資金使用效率趨減,以及信貸市場的二元結構并不是短時間就可以解決的,去杠桿也將是一個艱難的拆彈過程,需要較長時間的努力。消除一種存在一段時間的資金供求模式看似簡單,但若不能形成一種更有效的替代模式,一定會“窒息”某些經濟活動,很多“深水雷”或將提前引爆。

    Wind數據顯示,6月15日,3520家上市公司的平均ROE是0.4928,而與此同時則是相當多企業再融資困境的加深及債務違約的發生,這都與持續了一段時間的金融清理整頓有一定關系。

    因此,需要各監管機構認真勾勒制定防范化解風險的階段攻堅圖和時間表,并做到根據環境變化不斷進行微調,做到張弛有度、相機而動、有保有壓、步步為營,做到郭樹清在陸家嘴論壇上所說的“治理金融內部層層嵌套、層層循環,必須充分考慮機構和市場的承受能力。”

    金融清理整頓要堅持哪些“道”?

    其一,欲使正在進行的金融清理整頓達到預期目的,存在如何實現監管政策與貨幣政策乃至產業政策間的最大公約數及最大協同的要求,也就是“協同攻堅之道”。

    按中財辦原副主任楊偉民的表述:“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風險這場攻堅戰,金融部門毫無疑義是主力軍,但是實體經濟主管部門,特別是國有資產監管部門、房地產調控管理部門、地方政府債務管理部門和各級地方政府都要各負其責,同金融部門一起齊心協力打好這一場戰役,如果金融部門孤軍奮戰,其他部門袖手旁觀,這場戰役是打不好的。”這反映出各有關部門通力合作、協同作戰對完成化解金融重大風險任務的重要意義。

    具體來看,貨幣政策存在如何與金融監管政策協調配合的挑戰;存在一部分融資模式受阻,央行如何維持流動性規模及實現貨幣投放模式轉型的挑戰;存在如何有效率地發揮貨幣傳導機制作用的挑戰;存在央行行使最后貸款人職能開展危機救助需要金融監管政策協調配合的挑戰。

    其二,以去杠桿為例,其已被喊了一段時間,但去誰的杠桿、誰是去杠桿的主體、如何去杠桿、去掉多少才合適?恐怕至今都未能說清。如果去杠桿具體方向、目標、力度、時間不明,那這一項改革最后恐怕會落空。這就存在應堅持“有的放矢之道”的問題。

    比如房地產市場是投放貨幣最多的領域,也是上漲幅度與M2供給增幅呈線性關系最明顯的領域。最容易衍生金融風險的應是房地產市場,最應該去杠桿的也應是房地產市場,但現在房地產市場反倒成了最讓人忌憚的領域;國企是中國占用貨幣資源較多的部門,但效率卻并不盡如人意,然而通常卻被金融機構認為屬風險低的部門,如何推動國企降低杠桿率,對金融部門既有“道”的挑戰,又有“術”的挑戰。

    其三,中國正在進行的金融清理整頓實質要改變的是一種嵌套式的金融供給模式,抑制二元式資金供給局面的進一步加劇,但現在出現的問題是:原來的路被堵死了,新的路并未被拓展出來,原來一部分應滿足并且能滿足的金融需求現在沒了出路。對此,當下尤其需要從制度和政策層面找到答案,讓這部分需求從規范的金融業務領域獲得應有的資金。這就提出了開展金融業治理整頓應秉持“破立并舉之道”的要求。破不等于立,只破不立等于造成另一種失衡。

    其四,金融業事關各行各業、各色人群,尤忌魚龍混雜、良莠不分,更不允許掛羊頭賣狗肉,這在任何情況下都應是監管控制治理的重點,甚至是打擊的重點。但一直有各種各樣打著所謂普惠金融旗號的機構倒臺或股東跑路,這種因監管分工不明確而造成的監管空白一而再再而三導致金融詐騙的發生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因此在當前金融治理整頓中還應堅持“亡羊補牢之道”。這既是彌補監管空白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防范市場波動和社會動蕩的必需舉措。欲實現中國金融業規范化經營,今后要解決金融機構違法成本過低的問題,如果監管懲罰對違法者不足以形成震懾,金融業的健康發展永遠只能是一句空話。

    其五,從外部環境看,全球經濟的風險明顯上升,特朗普在美國經濟步入上升軌道、美元持續回流美國之際,肆意擾亂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借此渾水摸魚、亂中取勝,并很可能加速引發全球資產泡沫破滅,國際金融市場出現動蕩已在所難免,而人民幣匯率也不排除會加速“貶值”。這要求金融監管者須對外部經濟環境變化保持全面而清醒的認識,尤其對自身金融體系所帶來的風險和沖擊要有準確的判斷,系統確定自身可承受的風險底線,不能以不變應萬變,那樣勢必使自身陷入不利境地。因而在金融清理整頓過程中還要秉持“內外兼顧之道”,清理整頓要因應外部環境變化適時調整節奏及力度,以變應變,相機而動。

    其六,評價一經濟體金融監管效率高低,關鍵看其監管對象遵從有關法律的自覺性高低。這一方面取決于有關法律的嚴謹程度,另一方面取決于監管機構本身執法的嚴肅性和科學性,只要監管機構在立法和執法上不存在瑕疵,被監管對象敢以身試法的并不多。所以未來監管機構一方面在金融清理整頓過程中要注意完善各金融專業領域的法律法規,致力消除監管空白和死角,另一方面則要約束督導監管對象建立嚴格恪守有關法規的自律機制,杜絕金融機構股東對企業的不當控制,推行“企業自覺之道”,使合規經營成為金融機構的最低運營底線和自覺行動。


    2018年第26期《中國經濟周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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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絡編輯:崔曉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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