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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豬育種現狀調查

    商品豬超80%來自國外,行業陷入“小而散”困境

    養豬從業者的眼中,種豬育種堪稱“豬的芯片”。種豬質量和數量直接影響生豬出欄量,而我國生豬育種卻是業界之痛。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郭志強 | 湖南報道

    養豬從業者的眼中,種豬育種堪稱“豬的芯片”。種豬質量和數量直接影響生豬出欄量,而我國生豬育種卻是業界之痛。

    我國生豬育種行業發展存在“小而散”的問題,“卡脖子”的問題在生豬育種行業同樣存在。國內生豬育種行業如何破解這一困局?如何實現生豬育種自主可控?《中國經濟周刊》日前采訪了多位生豬育種行業資深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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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豬超80%來自國外品種,核心種源能夠自給

    中國生豬飼養量占世界總量的一半,豬種資源占全球總數的1/3。“但是,我國商品豬80%以上來自國外品種。”7月中旬,從事畜牧水產行業多年的王榮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近年來,中國依賴大量從國外引進種豬,自2014年起引種量已逐步減少,2019年后,由于非洲豬瘟對我國種豬體系的破壞,疊加豬價維持高位,2020 年我國進口種豬再創新高,突破2.2萬頭。

    今年3月,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工程院院士陳溫福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獨家專訪時表示,與農作物相比,更嚴重的“卡脖子”問題出現在畜牧業上,比如豬、奶牛、肉牛……目前大規模飼養的品種幾乎都需要從國外進口。從1994年到2007年,我國本土豬種的市場占有率從90%暴跌到只有2%。如今,外國豬種幾乎完全占領了中國老百姓的餐桌。

    那么,商品豬如此高比例地來自國外種豬,是不是意味著國內種豬繁育技術必須依賴外國?

    事實上,這是一種誤解,商品豬種源的確主要來自國外,但國內已經構建了完整的商品豬的種豬繁育體系,核心種群已基本可以實現自給。

    隨著人們飲食習慣的變化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豬的選育逐漸開始走向瘦肉型。瘦肉型豬種源主要來自國外,據介紹,這些原種豬的后代要走上餐桌,需3代左右的時間,即從原種豬“曾祖代”到“祖代”到“父母代”再到“商品代”。“洋種豬”的繁殖能力更強,其繁育出的商品豬,具有瘦肉率高、生長快等特點,可滿足國內巨大的肉蛋奶需求。

    但隨著養殖環境和選育技術的迭代,這期間存在種豬退化的問題,一旦國外關閉種豬出口通道,我國的生豬育種可能面臨“卡脖子”風險,所以保障生豬市場的核心種源自足供給具有戰略意義。

    “種豬是生豬產業的芯片和核心,國內的生豬育種技術與國外還存在一些差距,且國外的育種基因等也在不斷更新,引進外種豬可以豐富種豬基因資源、改良生豬品種、提高生豬生產水平。在我國瘦肉型豬核心育種群的更新方面,90%靠國內自給,國外引進部分只到10%,生豬市場的核心種源基本能做到不依賴外國。”7月中旬,佳和農牧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佳和農牧”)育種負責人唐凡告訴記者,以“杜長大”(杜洛克豬、長白豬和大白豬)為例,這類豬的引入和本土化持續選育,其生產效率更高、各項指標都較優秀,有力支撐了我國生豬產業的發展。

    王榮表示,在瘦肉型豬選育的過程中,“杜長大”展現了生產效率高的特質,逐步在眾多豬種中脫穎而出。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對豬肉蛋白需求較高,加之我國人口基數大,從追求高效生產來看,“杜長大”品種是最優選擇,因為這類品種擁有吃得少、長得快、瘦肉率高的特征,已成為養殖戶和全球生豬養殖的當家品種。

    在今年4月28日召開的農業農村部新聞發布會上,國家生豬產業技術體系首席科學家、全國生豬遺傳改良計劃專家委員會主任陳瑤生表示,從全球來看,根據本國市場需求對“杜長大”進行本土化選育,也是國際通行的做法。

    他還表示,我國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引進“杜長大”以來,和美國、加拿大、丹麥等國類似,實施了本土化選育,特別是2009年啟動全國生豬遺傳改良計劃以來,進一步加快系統選育,從而保障了我國接近90%的生豬市場的種源供給。

    陳瑤生介紹,近10年來,全國年均進口種豬不到1萬頭,占核心育種群更新比例不足10%,少量進口主要用于補充資源、血統更新和改善種豬性能。事實上,發達國家間都在相互進行品種交流,這是國際慣常做法,我國也是一樣。

    生豬育種的“小而散”現狀

    雖然構建了完整的商品豬的種豬繁育體系,不過,我國瘦肉型豬系統育種比國外晚了至少50年,商業化育種體系還不健全,種豬生長速度、繁殖力等指標與國外先進水平存在一定差距。

    “生豬育種事業不容易做,而要做到一定規模,并形成自己的知識產權更是難上加難。”從2009年開始從事生豬育種的佳和農牧董事長李鐵明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說。

    談及12年的生豬育種事業,李鐵明坦言:“生豬育種為什么難做?因為生豬育種短期內看不到效益,可能5~10年都沒法盈利;而且風險大,其間如遇到諸如非洲豬瘟的疫病問題,育種工作可能面臨中斷風險。這就意味著前期育種工作歸于零,一切得從頭開始。企業做生豬育種這個事情,必須有社會責任感和家國情懷,不然堅持不下來。”

    近5年,佳和農牧持續開展信息數字化育種攻關。生豬品種中,丹系種豬繁殖性能好、生長快、產肉多、肉質好。李鐵明介紹,今年內,公司丹系純種母豬群將達到10萬頭,年供種能力達到100萬頭,可支撐6000萬頭的優質瘦肉型商品豬生產,育種規模躋身全球前三位。

    生豬育種是一個投入大、周期長的工作,國內長期深耕生豬育種事業的養豬企業并不多。

    數據顯示,在養殖過程中,由于種豬基因是豬場養殖效益的核心,該項指標在決定豬場養殖效益的核心因素中占比高達40%,遠遠超過營養飼料、飼養管理等指標,故而種豬培育技術能力是生豬養殖企業競爭力的重要一環。

    據陳瑤生透露,這些年來,國內的生豬育種雖然進步很快,但規范的系統選育歷史積淀不足,比國外晚了近50年,核心育種群的產仔數、飼料轉化率等關鍵性狀與發達國家還有10%~30%的差距。

    此外,國家畜禽遺傳資源委員會副主任、全國畜牧總站黨委書記時建忠也表示,畜禽種業的發展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中國經濟周刊》走訪豬種場發現,國內生豬育種企業仍存在“小而散”的現狀。全國大大小小的生豬育種企業上千家,僅湖南這一中部生豬大省從事生豬育種的企業就超過100家,但各家育種企業技術和管理水平良莠不齊,無論從人才還是技術上都無法支撐生豬育種市場在規模和技術上實現突破。

    7月中旬,多年從事生豬育種的企業主張飛告訴記者:“經過多年的發展,國內整個生豬育種市場,至今沒有一個生豬育種龍頭企業,看似每個養豬企業都在做育種,但規模都不大。國內生豬育種市場仍處于‘小而散’的發展階段,無法形成規模優勢。跟國外的育種公司相比,國內育種企業沒有競爭優勢,無法做大做強,這就導致像‘區域聯合育種’等運作方式效果不佳。”

    張飛透露,國內很多生豬養殖企業還只是“盯著眼前利益”,更多扮演的是種豬“二道販子”的角色——直接從國外引進美系、法系、丹系種豬,擴繁后再將生產的種豬銷往市場,“這種方式導致的結果是:國外優秀種豬基因、育種數據都無法保留下來,陷入‘引種→維持→退化→再引種’的不良循環。”

    湖南天心種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萬其見告訴記者:“未來,國家應該重點扶持做大一批生豬育種龍頭企業,像水稻育種行業一樣形成隆平高科這類龍頭企業,這才能真正改變生豬育種行業‘小而散’的現狀。”

    如何破解難題

    如何破解生豬育種的“小而散”的困局,打贏生豬育種的翻身仗?

    “‘有種者得天下’,生豬的種源越好,性能越優異,養豬成本就越低,養豬企業在行業就能站得越穩。”李鐵明說,生豬育種要實現突破,關鍵是要建立分享機制,能讓企業和區域聯合育種平臺一同共享先進育種技術。

    陳瑤生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要解決的根本問題就是生豬育種效率的提升,讓引進種豬進入“引種—適應—改良—提高”的良性循環,“做到少引種甚至不引種”。

    “通過區域化聯合育種平臺,加快提升國內生豬育種水平,需要從三個方面加強工作。”萬其見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第一,加強政府引導,推動區域化聯合育種平臺發展。比如搭建種豬基因庫、數據庫平臺,鼓勵生豬育種企業加入這類育種數據平臺,分享育種數據,為選育優秀基因打基礎。第二,政策層面加大對生豬育種項目投入。生豬育種行業要培育出一個新品種,投入大周期長。資金和資源應更多向生豬種業傾斜,尤其加大對生豬育種龍頭的培育和支持力度。第三,提高生豬育種行業門檻。不鼓勵所有養豬企業都來育種,應該制定行業標準和技術門檻,規范生豬育種行業發展,切忌一哄而上都來做生豬育種。

    國家也在積極部署相關措施。在農業農村部印發的新一輪全國畜禽遺傳改良計劃當中,育種主攻方向已被鎖定。4月28日,時建忠從三個方面作了介紹,一是要構建“國家生豬核心育種場+國家核心種公豬站+國家生豬戰略種源基地”三位一體的育種新格局,支持發展區域性聯合育種,推動育種體系的全面升級;二是要建立高效的智能化種豬性能測定體系,加快全基因組選擇等育種新技術的應用;三是要大力推進地方豬的開發利用。

    (王榮、張飛為化名)

    (本文刊發于《中國經濟周刊》2021年第14期)


     

    2021年第14期《中國經濟周刊》封面

    2021年第14期《中國經濟周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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