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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屆東京奧運間的日本科技產業史

    5年前,日本人在里約奧運會閉幕式上一段精彩的“東京8分鐘”高科技表演秀驚艷了世界,也被認為預示著2020東京奧運會將是一場科技的盛宴。

    2021年第14期《中國經濟周刊》封面

    2021年第14期《中國經濟周刊》封面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周瑞峰|編譯

    5年前,日本人在里約奧運會閉幕式上一段精彩的“東京8分鐘”高科技表演秀驚艷了世界,也被認為預示著2020東京奧運會將是一場科技的盛宴。

    雖然大量的機器人以及人臉識別、AR、VR、3D全息投影等全新技術出現在了2020東京奧運會上,但在外媒看來,與昔日的輝煌相比,近日之日本科技多少有些“日薄西山”之感。

    日本上次舉辦奧運會可以追溯到1964年,彼時,一列列時速210公里的子彈頭列車在新干線上飛馳,昭示著日本科技時代的曙光。

    在那之后的10余年里,諸如索尼的錄像機、東芝的閃存,還有TAITO推出的《太空侵略者》游戲,目不暇接的新產品使日本成為全球技術優勢的代名詞。

    但放眼今天,昔日的輝煌似乎已成明日黃花。

    如今,當東京再次舉辦奧運會時,日本陷入了技術低迷期。它在電視、錄音設備和計算機等領域獨領風騷的時代已經遠去。雖然日本可以憑借Walkman居功,蘋果公司卻開發出了iPhone。更讓人難以接受的是,競爭對手韓國及該國的三星電子公司,已經在智能手機和存儲芯片方面將日本甩在了身后。

    這不僅是對日本民族自豪感的打擊,也是企業的困境和國家經濟上的負擔。美國和中國正在制定技術和數據標準,日本面臨著被進一步拋在后面的風險。而就在此時,第四輪疫情又迫使日本不得不“空場”辦奧運,希冀的收入也付諸東流——這些收入本來可以幫助日本從疫情中復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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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薄西山”的競爭力

    近日,瑞士國際管理發展學院(IMD)發布了《2020年世界數字競爭力排名》,對各國在政府、企業和社會中利用數字技術的能力進行了排名。 結果表明,日本落后于其他國家,從2019年的第23位跌至第27位。在亞太地區,它的排名低于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國家。相比之下,與日本經濟相近的國家則大幅提升:韓國從2018年的第14位升至第8位,而中國則從第30位升至第16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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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 Insights的數據顯示,1990年,日本占有全球芯片產業50%的市場,而現在它的市場份額僅剩6%。柏林智庫的研究人員在報告中寫道:“市場份額的下降似乎與研發能力的下降密切相關。”

    考慮到日本人口的老齡化,數字競爭力對日本來說尤為重要。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數據顯示,2018年至2050年間,日本勞動力將減少約2400萬人。為了彌補不足,日本需要更好地利用創新技術,進一步鼓勵數字化,以保持當前的生產率水平。

    雖然“日薄西山”,日本科技仍然不可小覷。日本在機器人和超級計算等領域仍然擁有一流技術,近日,“趣味工程”網站上的一篇報道稱,日本工程師剛剛打破了世界最快網速的紀錄。在6月公布的白宮供應鏈評估文件中,日本被提及85次,領先于韓國,而且被提及的次數與歐洲相同。而且,日本的半導體材料公司在芯片制造材料某一個領域或者某個環節上占據了較大的份額,例如信越化學和SUMCO的晶圓,JSR和東京應化的光刻膠。

    衰落內因

    全球風險洞察網指出,首先,日本不發達的創業生態系統阻礙了科技創新??萍紕摌I公司有潛力支持創新,激勵新技術的發展。在創新方面,初創公司通常比大公司更有優勢,這表現在企業靈活性、活潑的商業文化和更加緊密的團隊溝通。日本只有3家“獨角獸”公司(估值超過10億美元的私人控股初創公司),而美國和中國分別有大約242家和119家,包括SpaceX和字節跳動等老牌初創公司,而韓國也擁有10多家獨角獸初創企業。

    這些都說明了日本的創業生態欠佳。

    這些數據表明,在創造有利的創業生態系統方面,日本還沒有發揮其潛力。其中一個原因是日本投資者不愿意對年輕的初創企業進行大規模投資。2019年,成立1~3年的初創公司平均獲得了9.1萬美元的融資,而5~7年的初創公司平均獲得了250多萬美元。年輕的初創公司在創業初期難以獲得資金支持,這無疑是構建初創生態系統的障礙。這種投資缺乏可能是日本投資者高度規避風險的結果;而那些老牌初創公司,由于過往記錄更清晰,可能看起來是更安全的投資。 

    其次,日本大企業對于研發的態度也是不容忽視的阻礙因素。 日本的研發被描述為以一種孤立的“內部”方式進行。與美國的谷歌和亞馬遜等樂于與初創公司合作或收購的科技巨頭相比,日本企業的這種方式降低了他們應對新興行業和技術的能力。日本銀行2018年的一份白皮書證實了這一點,該白皮書指出,日本的研發更注重增量改進,而不是創造新產品。

    第三,日本人推崇的“工匠精神”也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技術革新。近日,獨立顧問湯之上隆在向日本眾議院科學技術委員會提交的報告中寫道,日本過去曾為大型計算機制造內存,客戶對這些計算機要求極高的質量和質保25年。但隨著個人電腦的崛起,日本芯片行業未能及時作出回應,導致三星成本較低、質保期只有3年的個人電腦內存大行其道。彭博社認為,在這個日益“一次性”的數字時代,日本面臨著“高質量病”。

    第四,政府的舉措也讓芯片行業的困難進一步加劇。政府傾向于創立國內龍頭企業,而不是與外國合作。1999年,日本政府鼓勵日立與NEC合并存儲業務,新公司取名爾必達——這個名字在希臘語中是“希望”的意思。 2012年,爾必達以55億美元的負債申請破產;同年,被美國美光科技公司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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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衰落外因

    與美國的貿易摩擦加速了日本科技的衰落。1981年里根總統上臺后,美國開始向日本施壓,要求日本向美國企業開放市場,減少兩國之間的貿易不平衡。

    雖然日本同意采取措施,包括限制向美國出口汽車的數量,但出于對日本貿易實力的恐慌,美國兩黨議員都要求采取行動。

    在批準一項呼吁對日本實施貿易報復的法案時,時任參議院財政委員會主席的共和黨人羅伯特•帕克伍德(Robert Packwood)承諾,將對日本“以牙還牙”。在1985年的一次聽證會上,民主黨參議員馬克斯·鮑卡斯(Max Baucus)說:“里根總統預言,‘未來是商業為王,雄鷹翱翔,美國將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貿易國家’。好吧,商業可能為王,雄鷹可能在翱翔。但飛的不是美國鷹。美國的貿易表現從未如此糟糕過。”

    對于美國的步步緊逼,日本作出了重大讓步。20世紀70年代以后,日本對外貿易政策從“刺激”出口、“限制”進口轉向“振興出口、自由進口”。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開始實施適度擴大出口、鼓勵進口的政策,降低關稅和進口限制類別。此外,日本還向美國開放了彩電、汽車等主要市場,與美國簽訂了牛肉、橘子貿易自由化協定,并放寬了流通限制。

    即便如此,日本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也沒有大幅縮減。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再次加大力度,迫使日本增加進口美國商品。日本作出了更多的讓步,最具代表性的是日本在高科技產業上的反應。

    1985年,在對日本半導體和電子產品進行301調查后,美國以傾銷指控為基礎,對日本電腦、電視和其他高科技產品征收100%的關稅。第二年,兩國與日本簽署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半導體產業協議,日本不僅決定不向美國傾銷半導體,還決定給在日本銷售的美國半導體產品保留20%的市場份額。

    同樣是在1985年,5個國家——美國、西德、法國、英國和日本——簽署了“廣場協議”,使美元對日元(和德國馬克)貶值。

    這對美國來說是一個福音,利好出口,美國與許多國家的貿易赤字都降低了,但使日本的情況很快變得糟糕起來。隨著日元升值,日本產品變得越來越貴,各國紛紛疏遠了這個曾經的出口大國。日本央行壓低日元匯率的努力引發了股價泡沫,泡沫的破裂導致日本陷入衰退和“失去的十年”。

    “日本的出口和GDP增長在1986年上半年基本上停止了。”經濟學家約書亞·費爾曼(Joshua Felman)和丹尼爾·利(Daniel Leigh)在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撰寫的一份報告中寫道。他們得出的結論是,雖然“廣場協議”本身并沒有直接導致日本經濟下滑,但它確實引發了一系列事件——再加上日本方面作出的錯誤決定——導致了經濟崩潰。

    奮起的日本

    盡管日本的商業和科技環境不盡如人意,但由于政府采取的措施和資本的增加,過去幾年出現了改善的跡象。

    日本首相菅義偉正著力于振興產業,計劃將芯片行業提升為與確保糧食或能源安全同等重要的國家項目。但業內高管和政府官員表示,解決方案還需要其他東西:對日本數十年來的經營方式進行根本上的改變。

    日本經濟生產省IT產業部門主管西川和美表示,這意味著簡化手續,招聘國外的芯片制造人才,并完全拋棄“日本中心主義的頑固堅持”。 他說:“以前,這種日本制造自給自足的方式沒有奏效,而這次我們不想重蹈覆轍。”

    日本可能已經在這方面上邁出了一大步。近日,臺積電CEO魏哲家表示,臺積電準備在日本建立一座芯片制造工廠,目前正在進行盡職調查。這也證實了外界長期以來的猜測。

    作為僅次于美國和中國的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日本正計劃在芯片上投資數千億日元,但與其他國家的海量投資相比,這只是滄海一粟。 美國計劃投入至少520億美元(約合5.7萬億日元)用于支持國內半導體生產。 在韓國,三星和SK海力士等公司承諾在未來10年投入4500億美元,而臺積電則承諾在未來3年投入1000億美元。

    資本的介入也在齊頭并進。日本初創企業信息平臺INITIAL的一份報告顯示,風險投資占初創企業總投資的比例逐年上升,在2019年,占4462億日元(40億美元)總投資的46.4%。 此外,日本投資基金的設立也越來越多。INITIAL報告指出,2019年新成立了95只投資基金,高于2018年的81只新基金。然而,新基金并不能保證年輕的創業公司獲得資金。畢竟,就連日本軟銀(SoftBank)專注于科技的愿景基金(Vision Fund)在日本的投資也很少。無論如何,基金數量的增加是日本初創生態系統煥發活力的積極信號。 

    增加獲得資本的機會和促進初創公司與老牌公司之間的合作并不僅僅發生在私營部門。政府希望通過一項新的稅收制度來鼓勵企業,對日本國內未上市的初創企業投資超過1億日元將獲得25%的稅收減免。企業投資創業公司的行為可能會激發合作,這可能會提高大型企業的創新能力,因為他們與創業公司之間可能共享信息和交流員工。

    再起東山?

    日本已經開始應對科技競爭力下降的問題。然而,仍有很大的改進空間。

    近期內,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老牌企業可能會對與初創企業的合作和投資持謹慎態度。最近的統計數據顯示,2020年風險投資大幅下降,這種預測很有可能是事實。

    但是從長期來看,上述資本的可用性和對初創企業更高水平的投資趨勢可能會繼續下去。當然,這里仍有可以改進的地方。比如日本大公司對與初創公司合作、并購態度的重新定位。這種變化可能會幫助日本大公司更快地創新,提高技術競爭力,利用初創公司的技術、積極性和靈活性。 

    全球風險洞察網指出,日本政府有可能進一步加大舉措轉變公司對初創企業和數字化的態度,諸如上面提到的稅收政策的變化,還有鼓勵國內外企業合作。如果政府與私營企業和風險投資基金合作,增加對年輕創業公司的支持,日本的創業生態系統和技術創新前景很有可能在未來10年蓬勃發展。

    日本前經濟財政政策大臣甘利明表示:如今,與技術相關的國家安全問題意味著日本政府面臨著“百年不遇的變局”。 這意味著日本要接受挑戰,不進則退。

    (本文編譯自彭博社、CNN、CGTN、全球風險洞察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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