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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辦教育亂象叢生,發展迎來“急剎車”,“名校辦民?!奔磳⑼顺鰵v史舞臺

    “名校辦民?!钡募眲x車始于上海、廣州。

    《中國經濟周刊》 記者 郭志強 北京報道

    “名校辦民校”或退出歷史舞臺。

    近日,教育部等八部門聯合發布《關于規范公辦學校舉辦或者參與舉辦民辦義務教育學校的通知》(下稱《通知》),“劍指”公參民辦學模式誘發的矛盾和問題,將對“公參民”學校進行專項規范。

    市場分析稱,“公參民”辦學被叫停,一場轉制大幕已緩緩拉開。兩年過渡期后,義務教育階段的“公參民”學校將退出歷史舞臺。

    北京師范大學資深教授顧明遠認為,“民辦教育中的亂象,促使年輕父母教育焦慮和經濟負擔加重,在深層次上還會影響到我國的人口出生率。種種情況說明,民辦教育需要整頓,需要規范,才能實現自身的健康發展。”

    “名校辦民校”迎來大整頓

    “名校辦民校”的急剎車始于上海、廣州。

    2020年3月,浦東最牛初中——民辦張江集團學校轉制,成為一所公辦初中;今年3月,一則“民辦初中廣州廣雅實驗學校轉辦為公辦學校”的消息刷爆教育圈。

    今年5月,國務院頒布新修訂的《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明確,實施義務教育的公辦學校不得舉辦或參與舉辦民辦學校,也不得轉為民辦學校。

    未來兩年的過渡期內,各地將全面規范義務教育階段“公參民”辦學。其實,早在《通知》落地之前,各地的“民轉公”動作頻繁。4月以來,重慶市已有至少10所“公參民”學校確定擬轉為公辦;7月,山西太原9所學校宣布轉公……

    據《湖南日報》報道,“名校辦民校”某種程度上彌補了優質教育資源不足,但這種做法占用了公共資源和名校的招牌,為少數學校牟利,不利于均衡教育發展。

    創夢者教育集團董事長伍育強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近期教育新政頻出,其中最重要的政策是規范和調整民辦教育發展,中國的教育格局面臨重新洗牌。”

    各地在“民辦轉公辦”同時,民辦校也在瘦身,各地調減民辦教育比例。今年湖南、江蘇、四川等地,紛紛調減民辦中小學的在校生人數。

    湖南提出,將民辦義務教育規模占比預計調減到5%及以下。江蘇提出,原則上將不再審批新的民辦義務教育學校;力爭在2-3年內將民辦義務教育學校在校生數量占比降至5%以下,其中縣域內的降至15%以下。

    今年6月,四川省教育廳發布《關于暫停審批設立民辦義務教育學校的通知》,宣布暫停審批設立民辦義務教育學校,此外要適當縮減2021年民辦義務教育學校招生計劃。

    “公辦學校以品牌輸出方式參與舉辦民辦學校,是特定歷史階段的產物,但也產生了較多的問題。”今年5月17日,教育部發展規劃司司長劉昌亞在新聞發布會上指出,這種模式一方面稀釋了公辦學校本身的品牌資源,加劇教育焦慮,由此衍生出社會問題。另一方面,公辦學校參與舉辦的民辦學校,利用公辦學校的優質品牌,采用民辦學校的收費機制,對公辦學校和民辦學校都造成了不公平競爭,擾亂了教育秩序。

    調整背后:民辦教育體量過大;一度出現過度資本化、商業化

    民辦教育政策為何會有如此大的調整?

    “民辦教育體量過大,跟政府的行為變化有關。”21世紀教育研究院理事長、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楊東平認為,一些民辦學校為了上市,與資本市場、房地產市場結合,招生“掐尖”加劇了大城市的擇校競爭和家長焦慮。

    從目前民辦教育的規模來看,2020年,全國共有民辦學校18.67萬所,占全國各級各類學??倲档谋壤^了1/3;在校生5564.45萬人,占比接近1/5。

    其中,各地民辦教育學校占比較高也引發監管關注。2021年6月,在國家教育督導檢查組對四川省義務教育基本均衡發展督導中發現,四川綿陽市涪城區民辦義務教育所占比例偏高,在校生規模占比超過30%,個別民辦義務教育學校在校生達1.7萬人。

    深圳市提出,“十四五”期間,民辦教育階段學校數量將從目前占比33.6%下降至15%左右。

    “盡管民辦教育在全國在校生中的占比在10%上下,這是合理的,但是很多大城市,包括農村,民辦教育學生比重達到了30%—60%,這種現象是全世界其他地方沒有的。”楊東平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民辦教育占比高達60%的湖南耒陽就曾因把一些公辦學校的學生分流到民辦學校,引發群體事件。

    “民辦教育比重維持在10%左右,公辦教育占比到90%,這是比較合理的。”伍育強坦言,民辦教育是公辦教育非常好的補充。

    國內民辦學校這一比例明顯偏高,相較于國外,歐洲國家民辦教育的比重通常在3%-7%,日本是2%。

    近年來,民辦教育行業出現的無序競爭、違規辦學等亂象,甚至當前民辦教育某些領域中出現過度資本化、過度商業化,亟待整治規范。

    “名校”的優質資源本來姓“公”,這部分資源卻被輸送到“民校”。名校最稀缺的就是優質名師,一些民辦學校為了穩住教學質量,不惜高薪挖人,形成校際惡性競爭。

    此外,民辦教育領域甚至出現一些“怪現象”——很多地方教育局長退下來以后,去民辦學校當董事長,出現權錢交易的現象。

    近年,一些民辦學校和開發商“聯姻”,房產商投入資本,“名校”投入師資、管理和“金字招牌”,通過“房地產+教育”營銷模式,將中小學入學資格與樓盤銷售掛鉤,拉升房價,學校和開發商從中獲取暴利。

    一位從事義務教育行業20多年的人士向《中國經濟周刊》說,“堅持教育的公益屬性,上述這種惡性競爭、‘教育+地產’模式等商業化、資本化運作帶來的直接后果就是加劇了家長焦慮,這些肯定會退出歷史舞臺。”

    民辦教育出路在哪里?

    近兩年,一系列新的教育法規政策密集出臺,標志著新一輪的教育大變革全面展開。

    今年5月,新修訂的《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明確,各級人民政府應當依法支持和規范社會力量舉辦民辦教育,保障民辦學校依法辦學、自主管理,鼓勵、引導民辦學校提高質量、辦出特色,滿足多樣化教育需求。

    民辦教育不會退出歷史舞臺,而是在明確公益屬性的功能定位下逐漸淡化。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認為,《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的制定十分謹慎,是務實與改革相結合,既尊重當前民辦教育發展的現實,保護民辦教育舉辦者的權利,同時,也體現分類管理改革的精神。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教授王占陽指出,公辦與民辦教育的比例關系還需更好的調整。調整的主要方向,應當是政府更好地履行憲法規定的關于義務教育的職責,把該做的事情做好,提高整個義務教育的公共性,而不是特意壓制民辦學校。

    中國民辦教育協會原秘書長王文源撰文稱,當民辦教育發展的“人口紅利”、“政策紅利”和“教育剪刀差紅利”已經或逐步消失時,舉辦者和民辦學校應當在實踐中堅守立德樹人培養人的本職,抵制“忽悠”、消除“泡沫”、擠出“水分”。

    見習編輯:郭霽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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