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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重整:困境企業拯救新機制

    建議在《企業破產法》中新增預重整程序

    預重整制度的先行先試

    文|上官俊峰

    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完善企業退出機制妥善處置“僵尸企業”的政策導向下,近年來,企業破產案件數量逐年增加。2007至2020年,各級法院共受理破產案件59604件,審結48045件。其中,2007年至2015年每年受理破產案件量總體在1000件至4000件之間,2016年后破產案件數量明顯增加,2016年受理4076件,2020年受理13369件,破產案件數量呈現爆發式增長。

    破產案件牽涉面廣,法律關系復雜,涉及的法律法規較多,人和事、財與物、法和情交織在一起,審理難度較大。鑒于激增的案件數量和案件特殊性,最高院積極探索“處僵治困”強化破產案件審理以及破產司法體制機制的改革試點,先是在全國法院內部設立98個專門清算與破產審判庭;自2018年最高院又陸續推動通過外設14個跨區域破產法庭的方式積極進行專門化破產案件審判的升級改造。從破產審判專門化試點情況看,處理企業清算和破產事務的積極性高、審判效果普遍好。

    預重整制度的先行先試

    破產重整制度是現代破產法律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盤活特殊資產、挽救困境企業、解決債務風險的市場化、法治化路徑,在救助有價值的危困企業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顯示,2020 年全國法院審結破產重整案件 728 件,盤活資產 4708 億元,讓 532 家有發展前景的企業重獲新生,幫助 48.6 萬名員工穩住就業。但與此同時,重整案件存在辦理時間長,費用成本高等問題,現行立法對降低重整成本、提升重整效率的兼顧不足,已滯后于實踐發展。如何完善現行重整制度,高效、低成本地拯救困境企業,是司法實務界面臨的重要課題,也是完善健全破產法制的立法方向。

    作為一項新類型的困境企業拯救機制,預重整制度是破產拯救文化的重要體現。國家發改委、最高院等13家單位于2019年7月聯合發布的改革方案指出,研究建立預重整制度,實現庭外重組制度、預重整制度與破產重整制度的有效銜接,強化庭外重組的公信力和約束力,明確預重整的法律地位和制度內容。

    伴隨最高院和其他單位提出研究和設立預重整制度,各地法院先行先試,通過個案實際踐行預重整制度,一些具有區域乃至全國影響力的企業通過或希望通過預重整得到拯救。例如,被評為2016年十大破產重整典型案例的中國第二重型機械集團公司與二重集團(德陽)重型裝備股份有限公司破產重整案、被評為2018年十大重整典型案例的北京理工中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產重整案、深圳市福昌電子破產重整案、重慶江津珠峰系公司破產重整案等。近日,*ST華訊(000687.SZ)發布公告,公司于2021年7月28日收到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2020)粵03破申97號《通知書》,深圳中院決定對公司啟動預重整。

    在先行先試基礎上,各地法院紛紛將個案實踐成果轉化為制度建設,深圳市中院、北京市第一中院、重慶市第五中院、南京市中院、成都市中院等多家單位先后以規范指引等方式出臺了預重整指引。

    降低重整成本,破解“鉗制”困境

    預重整受到廣泛重視和適用的原因在于其融合庭外重組與破產重整的制度優勢,規避其劣勢,進而具有強大的制度生命力。預重整是在非正式重整(即庭外重組)模式基礎上附加一定的強制性規制手段的重整模式,有助于實現庭外重組和破產重整兩種路徑協同配套。 

    預重整的制度優勢在于:

    一、優化破產重整的高成本問題。重整制度的高成本是其招致批評的重要原因,包括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直接成本主要包括時間成本、費用成本。實踐證明,預重整節約了時間,減少了費用,降低了重整的直接成本。間接成本主要指破產程序對債務人的商業信譽、生產經營產生的負面影響,以及企業生產正常經營階段可能帶來的發展機會方面的影響。預重整建立在庭外重組基礎上,在企業進入破產程序前即完成重整計劃的制訂,進入破產程序后迅速確認并實施重整計劃,降低了重整間接成本。在預重整模式下,重慶尚谷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預重整轉重整案僅用時70天,重慶市大足區上坤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預重整轉重整案僅用時37天。引入重整投資人后,兩家公司分別開發建設的爛尾項目均得以恢復施工,現有資產均得以盤活并增值,有效降低了重整成本,提高了債權人清償率。

    二、破解庭外重組的鉗制問題。庭外重組能避免破產重整高昂的時間、費用成本,但產生了另外一種難以克服的成本,即集體行動產生的“鉗制”成本。庭外重組主要以當事人的意思自治為核心,但債務重組的約定須經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才可以產生約束力,“一致決”的重組方式容易產生債權人之間的“鉗制”困境和“搭便車”的問題,使談判難以進行下去,增加了時間成本。重整制度的表決不需要當事人一致通過,不同類別債權組多數通過即為通過,即使個別債權組別未通過重整計劃草案,還可依法適用強制裁定的方式通過。重整多數決的方式能夠有效解決私人談判一致決的“鉗制”問題,發揮司法的強制效力。預重整實現了庭外重組與破產重整的有效銜接,對于重整計劃的通過同樣采取多數決,能夠克服庭外重組帶來的集體行動成本,包括未達成一致決所耗費的時間成本,以及個別債權人利用庭外重組機制帶來的“鉗制”成本。

    建議《企業破產法》中新增預重整程序   

    現行《企業破產法》未規定預重整程序,但理論爭議頗多,司法實踐適用較為混亂,基于此,筆者建議通過立法進行統一,以解決下述問題。

    一、解決重整可行性識別難題?!镀髽I破產法》規定重整需具備必要性和可行性,各類企業均存在重整可行性難以識別的問題。一方面,大企業債權債務關系復雜,短時間難以識別重整可行性,亦難以在《企業破產法》規定的“6+3”期限內結案。預重整將庭內應完成的大量工作前置,客觀上激勵了法院推廣適用預重整制度。另一方面,健全的市場經濟主體具備的一個重要特征是民營經濟發達,中小企業準入、拯救和退出路徑暢通。目前重整主要適用于大企業,中小企業重整案例很少,其主要原因是難以識別中小企業的重整可行性。通過在庭外重組階段進行溝通談判,有利于解決中小企業重整可行性識別難題,暢通中小企業重整路徑。

    第二,統一各地在預重整適用方面的爭議。我國預重整的司法實踐起步較晚,實務中對庭外重組協商階段究竟由誰主導、法院是否參與庭外重組協商、庭外重組方案與庭內重整計劃草案如何銜接、預重整如何立案、預重整調整對象、預重整管理人指定、預重整能否中止執行、停止計息等存在不同認識。例如,預重整立案方面,立案字號包括“預”“引調”“破申”字號三種。預重整期間方面,目前也有三種做法,溫州市中院、南京市中院規定為6個月加3個月,簡稱“6+3”;重慶市第五中院、深圳市中院、宿遷市中院規定為3個月加1個月,簡稱“3+1”;成都市中院規定為3個月加2個月,簡稱“3+2”。中止執行方面,深圳市中院、宿遷市中院對預重整中止執行的規定同重整一致,法院應當及時通知執行部門中止對債務人財產的執行;重慶市第五中院、成都市天府新區法院未明確預重整具有中止執行的效力,認為該規定于法無據。各地預重整指引在操作方面存在明顯的混亂,有必要通過立法進行統一。

    預重整在各地法院試點和探索過程中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有助于優化破產重整的高成本問題、解決重整可行性識別難題、統一各地在預重整適用方面的爭議。因此,建議總結試點成果,在此輪啟動修訂《企業破產法》中新增預重整程序。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學博士研究生,重慶市第五中級人民法院四級高級法官,本文屬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新時代國家安全法治的體系建設與實施措施研究》(20&ZD190 ) 成果之一。]

    (本文刊發于《中國經濟周刊》2021年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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